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李华
现代诗人贺敬之先生在1956年回延安时写下的著名诗句“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啊莫把我眼睛迷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表达了他对延安永不泯灭的真情，展现出老一辈革命者对延安精神的赤子情怀。也许有人不知道，作为革命圣地，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实际上分为落脚陕北（1935.10-1937.1.13）、进驻延安（1937.1.14-1947.3.18）和转战陕北 （1947.3.19-1948.3.23）三个阶段。
一、魂牵梦绕宝塔山
党中央落脚陕北极富有传奇色彩。毛泽东曾多次提到“是陕北救了中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红军落脚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离开江西苏区，从湘西到川黔边，再到川西，中央一直在选择落脚点，但都因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及时局变化而迟迟未果。正当党中央为“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犯愁时，发现了两个月前《大公报》和《西京日报》，上面刊登着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这消息让毛泽东等领导人眼前为之一亮。在1935年9月的哈达铺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这一决定让红军找到了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它就是大革命时期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高岗等人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根据地也遭到陕北军阀的疯狂进攻，但刘志丹和谢子长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多次打退军阀进攻，最终坚守住了脚下的这片土地。1935年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的红军组成了红十五军团，进一步壮大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这块大革命时期仅存的根据地，就成了红军落脚点、立足点和再出发点。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党的命运在陕北得到转机。
陕北不仅救了中央，也救了红军。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经济困难，部队疲惫不堪，根据地人民倾囊相助，筹集粮食、缝制棉衣、救治伤员，积极支持中央红军。今天，凡到过延安吴起县的人都会吃上一碗剁荞面，因为这里一直流传着三碗剁荞面的感人故事。1935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主力部队就驻扎在距离吴起镇40多里的张湾子村。据张廷杰的儿子张瑞生回忆“当时毛主席的警卫员就对我父亲说，老乡和你商量个事，我们首长想吃点饭，可不可以？我父亲就说可以的可以的。”很快，张廷杰的妻子做了一顿陕北的面食羊肉臊子剁荞面，毛主席一口气吃了三碗并感慨道：“香，真香，这是长征路上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了，陕北是个好地方啊。”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是部队的吃穿问题。时值寒冬，部队缺衣少食，生存困难。别无他法，毛泽东只好写信向红15军团首长徐海东借钱。“海东同志：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此致 敬礼！毛泽东”。徐海东看到借条后，非常愧疚与自责地说：毛主席开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咱还要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保证他们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于是，他把仅剩的7000块大洋留下2000后，给了中央5000块，为中央解了燃眉之急。当时红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高兴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多年以后毛主席一提起这件事，总是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块大洋啊，那几千大洋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啊！”他还评价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今战火和硝烟已散尽，但毛泽东昔日亲笔写下的这张借条，依然散发着感人的温暖，它折射出徐海东的人格之美，更展现出毛泽东待人平等和尊重体谅下级的崇高的领袖魅力。
党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后，毛泽东等领导又凭着过人的勇气与智慧，从张学良手中赢得了延安。那是在1936年2月，为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周总理安排情报专家李克农单枪匹马前往洛川和张学良进行谈判，张学良嫌李克农职位太低，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什么职务？”李克农不能说自己是情报高手，便说自己是联络部部长，张学良语气不屑地说“现在已经抗日了，你们红军应该接受政府的改编”。李克农一听拍案而起说：“张先生，我是来跟你谈判合作的，不是来跟你谈判投降的。”张学良对有骨气的人特别尊重，他看到李克农这么强硬，态度立马好转。在谈判接近尾声时，张学良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瓦窑堡是中共中央驻地，李克农怎能答应呢？张学良解释说想拿这个“战功”堵蒋介石的嘴。1936年6月，中央从大局出发，研究决定，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经这场谈判,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就把延安送给了共产党。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把蒋介石“逼”进了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延安，并在此度过十个春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从此，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就成为人们向往的圣地。无数革命者和进步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投身救国救亡的滚滚洪流。著名诗人何其芳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不仅要克服路途的遥远，更要忍受国民党政府的层层阻挠，有的甚至牺牲生命。“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是1937年10月一批上海爱国青年，艰难跋涉一万多里，辗转了13个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时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喊着“我要去延安”的口号奔赴革命圣地，他们在革命熔炉里茁壮成长，然后奔赴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首《延安颂》充分表达了千百万革命人民向往延安、热爱延安的真挚感情，展现出他们爱国、救国、忠国、报国的革命抱负。歌曲创作于1938年夏天，一个傍晚，词曲作者郑律成和莫耶看着夕阳余晖下的群山、宝塔、延河；听着山坡上鲁艺师生和抗日军政大学学生的嘹亮歌声，鲁艺声乐教员郑律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学生莫耶说：“真是太美了，你赶快写个歌词吧！”莫耶也被眼前这壮美的一幕打动了，她文思泉涌，优美真挚的歌词随着笔尖倾泻而出。郑律成拿起歌词兴奋地说：“太好了，写得太好了，我马上谱曲！”第二天，当晨光微露时，他完成了谱曲。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仇筠茜说：在抗战这样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延安颂》所传递的不仅有画面，更有信念，拨动了无数进步青年的心弦，鼓舞着他们奔赴延安，奔赴各个抗日的战场。毛泽东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80多年过去了，宝塔山仍旧铭刻着红色记忆，延河水依然荡漾着爱国激情。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时代爱国青年的革命传统和奋斗精神，争做新时代的青年楷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道路上，把我们的报国热情和奋斗业绩，也镌刻在宝塔山上、传唱在延河两岸。
二、千沟万壑铸辉煌
延安是陕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坏境和民风淳朴的群众基础，是党和革命事业得以立足和走向胜利的关键，这里的千沟万壑都铭记着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与灿烂辉煌的丰功伟绩。在这座西北小城，党中央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国内阶级斗争的车轮奋力推上了抗日民族斗争的轨道；把延安建成了抗战时期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领导根据地军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8月25日，陕甘宁根据地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初战告捷战果辉煌。9月，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 10月，120师取得雁门关大捷、129师成功袭击阳明堡。奇袭阳明堡战斗进行的当天夜里，陈锡联率领的769团将士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三营官兵扑向敌机群，将准备好的手弹一捆捆地塞进敌机肚子里，一架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浓烟和烈火笼罩着整个机场。不到1个小时， 24架敌机全部炸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刘伯承师长看到捷报后连声称赞:“769团打得漂亮”。这一战，八路军也有30多人伤亡。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依仗优势兵力的日军，气势汹汹地向前开进，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与此同时，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根据洛川会议决定，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在敌人的包围中创建抗日根据地，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根据地大多处于穷乡僻壤，物质极其匮乏。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反复“扫荡”，不仅武器装备极其简陋，而且没有来自后方的枪支弹药的接济。将士们不畏强暴、顽强拼搏，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先后在作战中以身殉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狼牙山五壮士”等的伟大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全国军民，连敌人也为之震惊。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奋勇杀敌，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敌后战场的英勇抗战和瞩目战绩，使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国《时代》周刊多次报道共产党抗战情况：“在东北沦陷以后，仍然有大概一万多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发东三省及华北区域，坚持抗战”“蒋介石的一些最精良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游击队破坏铁路线，偷袭日军，护送军需品，消灭小股日军”“共产党的军队抓住一切有利机会，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美军观察组在报告中说：“虽然中国共产党非常缺乏武器”，但是“他们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做的工作是让人惊讶的成功”，游击队在很大程度上“把日军牵制在了华北一带”。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说，八路军的“国际声誉正在变大”，他们的“根据地正在扩大”，同时“显而易见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党中央所在的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延安，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和压力。1938年11月20日，突然传来的飞机轰鸣声与刺耳的防空警报声，打破延安往日的宁静，大地在炸弹爆炸声中震颤，历史悠久的延安古城，在日机轰炸中变成废墟和瓦砾。党中央被迫连夜搬到杨家岭，以后又从杨家岭搬到枣园、王家坪。周恩来曾说“我此生遇险多次，崂山遇险是很危险的一次”。1973年6月9日，周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延安，一行人登上宝塔山后，周总理望着延安甘泉崂山的位置，握着当时延安地委副书记土金璋的手说，我个人托你再找一找陈有才的墓，找到之后，我回来亲自祭奠，有才是为我而牺牲的。周总理逝世后，工作人员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相片，相片上是周总理与陈有才的合影，背面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崂山遇险，仅存四人。崂山遇险发生在1937年的7月，周恩来与二十多人乘车前去与国民党谈判，当车行驶至延安甘泉的崂山附近时，遭到了两百多名武装土匪的袭击，匪徒三面包抄，司机当场牺牲，为了更好掩护周恩来脱险，副官陈有才穿着仿似周恩来的呢子大衣，衬衣里装周恩来的名片，吸引火力中弹牺牲，年仅23岁。
日本侵华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民众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身处敌后的抗日根据地，直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压力和野蛮的烧杀抢掠，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经济困难日益加剧，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生存直接受到威胁。根据《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战时温饱问题》一文记载：没有粮食，八路军就把杨槐花和杨槐叶在开水里烫了，掺上榆树皮磨成的面，再少量掺上一点豆面，放些盐巴，和成饼，在锅上蒸熟，因为是黄颜色的，战士们高兴地叫它为“鸡蛋糕”；或者把杨槐叶、杨槐花和野菜洗净后放在锅里煮，等煮烂后，加上一些榆树皮面和盐巴，再放上一点油星子，因为汤里有树叶、树皮和野菜，所以战士们风趣地叫它为“三鲜汤”。这两个比喻感人至深，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让人肃然起敬！
当时，地处大后方的延安，经济也十分困难。抗大学生回忆：“衣服由于只发了一套，没有换洗衣服，星期天只能去河边脱光衣服，在河里边洗澡边洗衣服，等衣服干了再穿回学校。”面对经济困难，中央领导带头厉行节俭，今天在凤凰山革命旧址朱德和周恩来旧居的会客室里，陈列着一条伤痕累累的毛毯。这条短短几年间三易其主、破旧而打满补丁的毛毯，既凝结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纯真而崇高的友谊，又承载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伟大精神。这是1931年12月毛毯最初的主人，一位红军领导董振堂生前送给朱德御寒的，它曾跟随朱老总爬雪山过草地。朱德总司令住进凤凰山窑洞后，见周恩来多次外出与国民党谈判，风里来雨里去，衣着比较单薄，便把这条珍贵的毛毯转赠给了周恩来。哪知，这条毛毯在跟随着周恩来四处奔走的过程中也经历过那场崂山遇袭的生死攸关时刻。就在陈有才用生命掩护周恩来等人撤离后，土匪还用马刀在毛毯上砍了很多刀。后来，周恩来叮嘱邓颖超把毛毯缝补好。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周恩来为开赴前线的朱德送行时，又把这条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那时，中央领导都很节俭。一天晚上，在杨家岭窑洞里警卫员看到毛主席正忙于写作，就把煤油灯的灯芯挑高，想让灯光更亮一点，主席立刻阻止并和蔼地说：“这煤油啊要到国统区出高价购买，通过人工穿过封锁线送到延安来，这还是顺利的情况下，不顺利的话，甚至有人牺牲。所以灯芯要在读书写字时拨亮一点，思考问题时拨暗一点，少用一点煤油就是节省人力、物力、资金。”朱德缀满补丁的毛毯和毛泽东节省煤油的事例，都是革命领袖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优秀品质的生动写照，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俗话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中国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老一辈革命者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
为了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总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上说：“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还是自己动手吧！”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自己种菜；朱徳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三亩菜地；中央直属机关等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大生产运动使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大生产运动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革命队伍也不断壮大。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全国只有4万名党员，1948年走出陕北时，党员已发展到270万。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从小到大，浴火重生。
党中央在地旷民稀的陕北根据地、千沟万壑的延安小城，铸就了中国革命辉煌的业绩：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伟大胜利；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的领导人才；积累了“局部执政”的经验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赢得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丁玲在《七月的延安》写道：“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摄影家吴印咸说：“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1944年夏天，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后说：延安“充满希望”，是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毛泽东曾经十分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正是这种延安作风，汇聚了涓涓细流，打败了西安作风；正是这种延安作风，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建设了一个新世界。
1947年3月19日，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一路辗转，终于在5月26日到达西柏坡。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在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的同时，全面地指挥着全国其他战场的对敌作战，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作出重要部署。
三、窑洞马列放光芒
延安是一座典型的窑洞城市，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福尔曼说：虽然“古老的延安城被日本人炸毁了”，但是“并没有能够赶跑共产党的政府和人民”，他们“搬到延安山谷”，这个“窑洞城市可以防御敌机的轰炸”。党中央为什么能够在窑洞里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呢？英国记者斯坦因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战绩是中国共产党特质的象征”。中国共产党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伟大的延安精神，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遍布山峁沟壑之间的土窑洞中，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和中央办公旧址，在这世界上最简陋的作战指挥部中，孕育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安十年是毛泽东理论创作的辉煌时期之一，他在这共著文93篇，其中凤凰山窑洞16篇；杨家岭窑洞40篇；枣园窑洞29篇；王家坪窑洞8篇。中国革命就是在窑洞马列指引下不断走向胜利，并最终完成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李瑞环说“延安有真经”，习总书记说“陕北是根，延安是魂”。这里的“根”和“魂”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定不移地把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作为政治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概括地说就是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渗透在根据地一系列日常事务中。
1978年6月，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指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之一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到达延安前就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并身体力行。他在1941年5月19日的杨家岭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科学的解释。1942年6月12日,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毛泽东为之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以后,这四个大字被制成石刻,镶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上。中央党校学员始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1941年6月3日，杨家岭的小礼堂里正在召开陕甘宁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突然雷声轰鸣，风雨交加，一个响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当天，延安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噩耗传开后，人们一时议论纷纷。这位失去驴子的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中央保卫部门听说后，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很快就逮捕了这个农民，打算追查处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阻止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并要求保卫部门立即把这个农民送回家。面对怨骂，毛泽东进行了深入调查、深刻反思。通过举一反三地查找问题，他发现公粮确实征得太多，老百姓负担太重。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一道改进工作。1941年11月18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3次精简，成效明显。消费支出减少了，人民负担减轻了，党群关系和谐了，军民情谊加深了。毛泽东“挨骂”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从自身查找问题，而不是从群众身上找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体现，又是老一辈革命者优秀工作作风的体现，同时也是共产党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作风与学风体现。这种优良作风，在今天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千余人，在延安凤凰山脚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为一名普通战士举行了庄严而肃穆的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撰写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张思德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他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1940年春，张思德任中央军委警卫营通信班班长，1942年10月部队精简时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1944年初，为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他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的生产小分队，来到距离延安30多公里外的安塞县烧炭并当选为副队长。9月5日，张思德带着战友们进山赶挖新窑，受雨水影响，炭窑突然坍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友小白推出窑口，小白得救了，年仅29岁的张思德却永远闭上了眼睛。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心情十分悲痛，提出要为张思德开追悼会，他要参加并讲话。3天后，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篇讲话经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党的七大明确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党章。
今天，只要提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许多人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令人耳熟能详的先进集体典型，这个典型就是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1941年初，王震的率领的三五九旅被派驻南泥湾，一边守卫延安南大门，一边开荒生产。部队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中央”的豪言壮语中开进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没有住处，官兵边开荒边突击打窑洞；没有农具，大家就用弹片打制成耕地的犁、锄头等，将昔日的烂泥湾建成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试验田”。三五九旅先后办起一个纺织厂、一个被服厂、两个机械厂、两个纸厂、四个木工厂、三个军鞋厂、三个铁厂、一个肥皂厂、两个油坊、八个粉坊、六个豆腐坊、七个盐井、两个煤窑等。到1944年，农业种植面积达261000亩，收获粮食达370万，实现了肉油菜100%自给和粮食200%自给。在三五九旅的模范带头作用下，1942年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保证了党中央后勤生活给养。毛泽东赞誉边区大生产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他还亲笔题词称赞三五九旅“有创造精神”。有一首陕北民歌大家都会唱，它就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这首经久不衰的革命歌曲，讴歌了三五九旅官兵不畏艰险、勇于创新，把昔日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变成陕北江南的伟大壮举，讴歌了老一辈革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南泥湾留给我们许多精神财富，如：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艰苦奋斗精神
勇于担当，敢于人先的创新精神
同心协力、官兵一致团结友善精神
坚定信念、坚守信仰的革命精神
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中的瑰宝，让我们用南泥湾精神鼓舞自己的勇气与斗志，学习革命前辈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奋斗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不负先辈们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生活，不负国家和民族对我们青少年的殷切期望。
习总书记说：“汩汩的延河水流淌着共产党人家国天下的情怀，巍巍的宝塔山凝聚着共产党人追逐中国梦的力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革命前辈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当年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其根本原因在于广大党员的心中始终坚守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心。回顾党在延安取得的光辉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能够使我们从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能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能够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爱党报国情怀，并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筑牢理想信念的基础。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都需要精神的滋养，我们广大青少年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尤其要深刻认识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坚守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争做新时代有延安特质的青少年，让延安精神在永放光芒。
一、魂牵梦绕宝塔山
党中央落脚陕北极富有传奇色彩。毛泽东曾多次提到“是陕北救了中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红军落脚陕北，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离开江西苏区，从湘西到川黔边，再到川西，中央一直在选择落脚点，但都因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及时局变化而迟迟未果。正当党中央为“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犯愁时，发现了两个月前《大公报》和《西京日报》，上面刊登着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这消息让毛泽东等领导人眼前为之一亮。在1935年9月的哈达铺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这一决定让红军找到了得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它就是大革命时期由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高岗等人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大革命失败后，虽然根据地也遭到陕北军阀的疯狂进攻，但刘志丹和谢子长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多次打退军阀进攻，最终坚守住了脚下的这片土地。1935年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的红军组成了红十五军团，进一步壮大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这块大革命时期仅存的根据地，就成了红军落脚点、立足点和再出发点。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党的命运在陕北得到转机。
陕北不仅救了中央，也救了红军。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经济困难，部队疲惫不堪，根据地人民倾囊相助，筹集粮食、缝制棉衣、救治伤员，积极支持中央红军。今天，凡到过延安吴起县的人都会吃上一碗剁荞面，因为这里一直流传着三碗剁荞面的感人故事。1935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主力部队就驻扎在距离吴起镇40多里的张湾子村。据张廷杰的儿子张瑞生回忆“当时毛主席的警卫员就对我父亲说，老乡和你商量个事，我们首长想吃点饭，可不可以？我父亲就说可以的可以的。”很快，张廷杰的妻子做了一顿陕北的面食羊肉臊子剁荞面，毛主席一口气吃了三碗并感慨道：“香，真香，这是长征路上吃的最好的一顿饭了，陕北是个好地方啊。”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是部队的吃穿问题。时值寒冬，部队缺衣少食，生存困难。别无他法，毛泽东只好写信向红15军团首长徐海东借钱。“海东同志：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此致 敬礼！毛泽东”。徐海东看到借条后，非常愧疚与自责地说：毛主席开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咱还要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保证他们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于是，他把仅剩的7000块大洋留下2000后，给了中央5000块，为中央解了燃眉之急。当时红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高兴地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多年以后毛主席一提起这件事，总是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块大洋啊，那几千大洋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啊！”他还评价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今战火和硝烟已散尽，但毛泽东昔日亲笔写下的这张借条，依然散发着感人的温暖，它折射出徐海东的人格之美，更展现出毛泽东待人平等和尊重体谅下级的崇高的领袖魅力。
党中央在陕北站稳脚跟后，毛泽东等领导又凭着过人的勇气与智慧，从张学良手中赢得了延安。那是在1936年2月，为团结一切力量进行抗日，周总理安排情报专家李克农单枪匹马前往洛川和张学良进行谈判，张学良嫌李克农职位太低，见面第一句话就问“你是什么职务？”李克农不能说自己是情报高手，便说自己是联络部部长，张学良语气不屑地说“现在已经抗日了，你们红军应该接受政府的改编”。李克农一听拍案而起说：“张先生，我是来跟你谈判合作的，不是来跟你谈判投降的。”张学良对有骨气的人特别尊重，他看到李克农这么强硬，态度立马好转。在谈判接近尾声时，张学良指着地图说：“能不能把瓦窑堡让给我？”瓦窑堡是中共中央驻地，李克农怎能答应呢？张学良解释说想拿这个“战功”堵蒋介石的嘴。1936年6月，中央从大局出发，研究决定，红军让出瓦窑堡，中央机关搬迁到保安。经这场谈判,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初步协定，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就把延安送给了共产党。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把蒋介石“逼”进了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1月13日，党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延安，并在此度过十个春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从此，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就成为人们向往的圣地。无数革命者和进步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投身救国救亡的滚滚洪流。著名诗人何其芳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地方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不仅要克服路途的遥远，更要忍受国民党政府的层层阻挠，有的甚至牺牲生命。“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是1937年10月一批上海爱国青年，艰难跋涉一万多里，辗转了13个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时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延安时期，知识青年喊着“我要去延安”的口号奔赴革命圣地，他们在革命熔炉里茁壮成长，然后奔赴各条战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首《延安颂》充分表达了千百万革命人民向往延安、热爱延安的真挚感情，展现出他们爱国、救国、忠国、报国的革命抱负。歌曲创作于1938年夏天，一个傍晚，词曲作者郑律成和莫耶看着夕阳余晖下的群山、宝塔、延河；听着山坡上鲁艺师生和抗日军政大学学生的嘹亮歌声，鲁艺声乐教员郑律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学生莫耶说：“真是太美了，你赶快写个歌词吧！”莫耶也被眼前这壮美的一幕打动了，她文思泉涌，优美真挚的歌词随着笔尖倾泻而出。郑律成拿起歌词兴奋地说：“太好了，写得太好了，我马上谱曲！”第二天，当晨光微露时，他完成了谱曲。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仇筠茜说：在抗战这样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延安颂》所传递的不仅有画面，更有信念，拨动了无数进步青年的心弦，鼓舞着他们奔赴延安，奔赴各个抗日的战场。毛泽东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80多年过去了，宝塔山仍旧铭刻着红色记忆，延河水依然荡漾着爱国激情。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时代爱国青年的革命传统和奋斗精神，争做新时代的青年楷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道路上，把我们的报国热情和奋斗业绩，也镌刻在宝塔山上、传唱在延河两岸。
二、千沟万壑铸辉煌
延安是陕西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坏境和民风淳朴的群众基础，是党和革命事业得以立足和走向胜利的关键，这里的千沟万壑都铭记着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与灿烂辉煌的丰功伟绩。在这座西北小城，党中央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国内阶级斗争的车轮奋力推上了抗日民族斗争的轨道；把延安建成了抗战时期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领导根据地军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8月25日，陕甘宁根据地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初战告捷战果辉煌。9月，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 10月，120师取得雁门关大捷、129师成功袭击阳明堡。奇袭阳明堡战斗进行的当天夜里，陈锡联率领的769团将士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滹沱河，迅速逼近机场。三营官兵扑向敌机群，将准备好的手弹一捆捆地塞进敌机肚子里，一架架飞机顿时爆炸起火，浓烟和烈火笼罩着整个机场。不到1个小时， 24架敌机全部炸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刘伯承师长看到捷报后连声称赞:“769团打得漂亮”。这一战，八路军也有30多人伤亡。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依仗优势兵力的日军，气势汹汹地向前开进，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与此同时，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根据洛川会议决定，分散地大踏步地向敌后挺进，在敌人的包围中创建抗日根据地，同地方党组织相结合，发动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战争，根据地大多处于穷乡僻壤，物质极其匮乏。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反复“扫荡”，不仅武器装备极其简陋，而且没有来自后方的枪支弹药的接济。将士们不畏强暴、顽强拼搏，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先后在作战中以身殉国。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狼牙山五壮士”等的伟大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民族气节，鼓舞了全国军民，连敌人也为之震惊。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不惧牺牲，奋勇杀敌，在广阔的冀中平原和冀鲁豫大地上，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打得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敌后战场的英勇抗战和瞩目战绩，使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国《时代》周刊多次报道共产党抗战情况：“在东北沦陷以后，仍然有大概一万多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发东三省及华北区域，坚持抗战”“蒋介石的一些最精良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游击队破坏铁路线，偷袭日军，护送军需品，消灭小股日军”“共产党的军队抓住一切有利机会，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美军观察组在报告中说：“虽然中国共产党非常缺乏武器”，但是“他们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做的工作是让人惊讶的成功”，游击队在很大程度上“把日军牵制在了华北一带”。美国外交官戴维斯说，八路军的“国际声誉正在变大”，他们的“根据地正在扩大”，同时“显而易见地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党中央所在的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延安，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和压力。1938年11月20日，突然传来的飞机轰鸣声与刺耳的防空警报声，打破延安往日的宁静，大地在炸弹爆炸声中震颤，历史悠久的延安古城，在日机轰炸中变成废墟和瓦砾。党中央被迫连夜搬到杨家岭，以后又从杨家岭搬到枣园、王家坪。周恩来曾说“我此生遇险多次，崂山遇险是很危险的一次”。1973年6月9日，周总理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访问延安，一行人登上宝塔山后，周总理望着延安甘泉崂山的位置，握着当时延安地委副书记土金璋的手说，我个人托你再找一找陈有才的墓，找到之后，我回来亲自祭奠，有才是为我而牺牲的。周总理逝世后，工作人员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相片，相片上是周总理与陈有才的合影，背面赫然写着八个大字：崂山遇险，仅存四人。崂山遇险发生在1937年的7月，周恩来与二十多人乘车前去与国民党谈判，当车行驶至延安甘泉的崂山附近时，遭到了两百多名武装土匪的袭击，匪徒三面包抄，司机当场牺牲，为了更好掩护周恩来脱险，副官陈有才穿着仿似周恩来的呢子大衣，衬衣里装周恩来的名片，吸引火力中弹牺牲，年仅23岁。
日本侵华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民众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民众生活水准急剧下降。身处敌后的抗日根据地，直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压力和野蛮的烧杀抢掠，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根据地实施经济封锁，经济困难日益加剧，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生存直接受到威胁。根据《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战时温饱问题》一文记载：没有粮食，八路军就把杨槐花和杨槐叶在开水里烫了，掺上榆树皮磨成的面，再少量掺上一点豆面，放些盐巴，和成饼，在锅上蒸熟，因为是黄颜色的，战士们高兴地叫它为“鸡蛋糕”；或者把杨槐叶、杨槐花和野菜洗净后放在锅里煮，等煮烂后，加上一些榆树皮面和盐巴，再放上一点油星子，因为汤里有树叶、树皮和野菜，所以战士们风趣地叫它为“三鲜汤”。这两个比喻感人至深，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豪情，让人肃然起敬！
当时，地处大后方的延安，经济也十分困难。抗大学生回忆：“衣服由于只发了一套，没有换洗衣服，星期天只能去河边脱光衣服，在河里边洗澡边洗衣服，等衣服干了再穿回学校。”面对经济困难，中央领导带头厉行节俭，今天在凤凰山革命旧址朱德和周恩来旧居的会客室里，陈列着一条伤痕累累的毛毯。这条短短几年间三易其主、破旧而打满补丁的毛毯，既凝结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纯真而崇高的友谊，又承载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伟大精神。这是1931年12月毛毯最初的主人，一位红军领导董振堂生前送给朱德御寒的，它曾跟随朱老总爬雪山过草地。朱德总司令住进凤凰山窑洞后，见周恩来多次外出与国民党谈判，风里来雨里去，衣着比较单薄，便把这条珍贵的毛毯转赠给了周恩来。哪知，这条毛毯在跟随着周恩来四处奔走的过程中也经历过那场崂山遇袭的生死攸关时刻。就在陈有才用生命掩护周恩来等人撤离后，土匪还用马刀在毛毯上砍了很多刀。后来，周恩来叮嘱邓颖超把毛毯缝补好。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周恩来为开赴前线的朱德送行时，又把这条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毛毯回赠给了朱德。那时，中央领导都很节俭。一天晚上，在杨家岭窑洞里警卫员看到毛主席正忙于写作，就把煤油灯的灯芯挑高，想让灯光更亮一点，主席立刻阻止并和蔼地说：“这煤油啊要到国统区出高价购买，通过人工穿过封锁线送到延安来，这还是顺利的情况下，不顺利的话，甚至有人牺牲。所以灯芯要在读书写字时拨亮一点，思考问题时拨暗一点，少用一点煤油就是节省人力、物力、资金。”朱德缀满补丁的毛毯和毛泽东节省煤油的事例，都是革命领袖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优秀品质的生动写照，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俗话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中国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老一辈革命者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
为了克服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的总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1939年2月，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上说：“面对严重的困难，我们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还是自己动手吧！”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毛泽东开垦了一块地自己种菜；朱徳组织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三亩菜地；中央直属机关等举行纺线比赛，任弼时夺得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大生产运动使甘宁边区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加强。大生产运动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革命队伍也不断壮大。党中央初到陕北时，全国只有4万名党员，1948年走出陕北时，党员已发展到270万。中国共产党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从小到大，浴火重生。
党中央在地旷民稀的陕北根据地、千沟万壑的延安小城，铸就了中国革命辉煌的业绩：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伟大胜利；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的领导人才；积累了“局部执政”的经验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赢得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丁玲在《七月的延安》写道：“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 摄影家吴印咸说：“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1944年夏天，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后说：延安“充满希望”，是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毛泽东曾经十分自豪地说：“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正是这种延安作风，汇聚了涓涓细流，打败了西安作风；正是这种延安作风，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建设了一个新世界。
1947年3月19日，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陕甘宁边区，东渡黄河，一路辗转，终于在5月26日到达西柏坡。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在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的同时，全面地指挥着全国其他战场的对敌作战，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作出重要部署。
三、窑洞马列放光芒
延安是一座典型的窑洞城市，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记者福尔曼说：虽然“古老的延安城被日本人炸毁了”，但是“并没有能够赶跑共产党的政府和人民”，他们“搬到延安山谷”，这个“窑洞城市可以防御敌机的轰炸”。党中央为什么能够在窑洞里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呢？英国记者斯坦因写道：“中国共产党的战绩是中国共产党特质的象征”。中国共产党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伟大的延安精神，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遍布山峁沟壑之间的土窑洞中，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居和中央办公旧址，在这世界上最简陋的作战指挥部中，孕育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安十年是毛泽东理论创作的辉煌时期之一，他在这共著文93篇，其中凤凰山窑洞16篇；杨家岭窑洞40篇；枣园窑洞29篇；王家坪窑洞8篇。中国革命就是在窑洞马列指引下不断走向胜利，并最终完成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历史使命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
李瑞环说“延安有真经”，习总书记说“陕北是根，延安是魂”。这里的“根”和“魂”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定不移地把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作为政治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概括地说就是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渗透在根据地一系列日常事务中。
1978年6月，邓小平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指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之一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到达延安前就大力倡导实事求是并身体力行。他在1941年5月19日的杨家岭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科学的解释。1942年6月12日,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毛泽东为之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以后,这四个大字被制成石刻,镶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上。中央党校学员始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1941年6月3日，杨家岭的小礼堂里正在召开陕甘宁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突然雷声轰鸣，风雨交加，一个响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当天，延安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噩耗传开后，人们一时议论纷纷。这位失去驴子的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中央保卫部门听说后，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很快就逮捕了这个农民，打算追查处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阻止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 并要求保卫部门立即把这个农民送回家。面对怨骂，毛泽东进行了深入调查、深刻反思。通过举一反三地查找问题，他发现公粮确实征得太多，老百姓负担太重。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一道改进工作。1941年11月18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3次精简，成效明显。消费支出减少了，人民负担减轻了，党群关系和谐了，军民情谊加深了。毛泽东“挨骂”之后，首先想到的是从自身查找问题，而不是从群众身上找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体现，又是老一辈革命者优秀工作作风的体现，同时也是共产党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作风与学风体现。这种优良作风，在今天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1944年9月8日，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千余人，在延安凤凰山脚下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为一名普通战士举行了庄严而肃穆的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撰写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张思德1933年参加红军，1937年入党，他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1940年春，张思德任中央军委警卫营通信班班长，1942年10月部队精简时张思德由班长改为战士，1944年初，为响应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他报名参加中央机关的生产小分队，来到距离延安30多公里外的安塞县烧炭并当选为副队长。9月5日，张思德带着战友们进山赶挖新窑，受雨水影响，炭窑突然坍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战友小白推出窑口，小白得救了，年仅29岁的张思德却永远闭上了眼睛。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后，毛泽东心情十分悲痛，提出要为张思德开追悼会，他要参加并讲话。3天后，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篇讲话经整理后收入《毛泽东选集》，题为《为人民服务》。党的七大明确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党章。
今天，只要提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许多人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令人耳熟能详的先进集体典型，这个典型就是开垦南泥湾的三五九旅。1941年初，王震的率领的三五九旅被派驻南泥湾，一边守卫延安南大门，一边开荒生产。部队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救保中央”的豪言壮语中开进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没有住处，官兵边开荒边突击打窑洞；没有农具，大家就用弹片打制成耕地的犁、锄头等，将昔日的烂泥湾建成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试验田”。三五九旅先后办起一个纺织厂、一个被服厂、两个机械厂、两个纸厂、四个木工厂、三个军鞋厂、三个铁厂、一个肥皂厂、两个油坊、八个粉坊、六个豆腐坊、七个盐井、两个煤窑等。到1944年，农业种植面积达261000亩，收获粮食达370万，实现了肉油菜100%自给和粮食200%自给。在三五九旅的模范带头作用下，1942年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保证了党中央后勤生活给养。毛泽东赞誉边区大生产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他还亲笔题词称赞三五九旅“有创造精神”。有一首陕北民歌大家都会唱，它就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这首经久不衰的革命歌曲，讴歌了三五九旅官兵不畏艰险、勇于创新，把昔日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变成陕北江南的伟大壮举，讴歌了老一辈革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南泥湾留给我们许多精神财富，如：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艰苦奋斗精神
勇于担当，敢于人先的创新精神
同心协力、官兵一致团结友善精神
坚定信念、坚守信仰的革命精神
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中的瑰宝，让我们用南泥湾精神鼓舞自己的勇气与斗志，学习革命前辈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奋斗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不负先辈们给我们创造的美好生活，不负国家和民族对我们青少年的殷切期望。
习总书记说：“汩汩的延河水流淌着共产党人家国天下的情怀，巍巍的宝塔山凝聚着共产党人追逐中国梦的力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革命前辈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当年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等，其根本原因在于广大党员的心中始终坚守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信心。回顾党在延安取得的光辉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验、优良传统，能够使我们从中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能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红色政权是从哪里来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能够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爱党报国情怀，并从中汲取信仰力量，筑牢理想信念的基础。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都需要精神的滋养，我们广大青少年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尤其要深刻认识延安精神的核心和灵魂，坚守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争做新时代有延安特质的青少年，让延安精神在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