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底，两个中国留美女学生遭到多名同学施虐。今年2月17日，震惊中美华人的“留学生施虐同胞案”宣判。 这个案件， 既反映出家庭教育的缺失，也让我们从美国对待校园暴力的法律中获得某些启示。

 一桩美国校园暴力案引发的思考

     只身飞赴南加州留学的时候，被告之一的章鑫磊还只有15岁。他住在一所私人寄宿学校，里面都是像他一样的“降落伞少年”。“降落伞少年”，特指父母还在中国，只身赴美读高中的孩子们。这些孩子在国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家长和老师眼中的好孩子：乖巧可人、学习上进。可到了美国，他们变了。

     2月17日，19岁的章鑫磊因参与轰动一时的“三名留学生施虐同胞案”被判6年监禁。施暴的另外两人也是中国来的留学生。

     当他们和他们的家长以为可以用“他还是一个孩子”等言辞来“摆平”在国内看上去非常常见的校园纠纷时，等待这3个孩子的，是最短6年，最长13年的监禁。

     案件中最令人震惊的地方还在于，被告章鑫磊并未动手打人，仅仅是帮忙拿了一把剪刀并开车。那么，美国法律为何会“连坐”校园暴力中的“旁观者”呢？

    被告父亲:孩子那么小就出国，是个大问题

     “这是对‘降落伞少年现象’的警醒，”法庭上，被告之一的杨雨涵通过其律师宣读的声明表达了这个意思。“中国的家长本是好意，将孩子送到千万里之外的地方，没有监护，又有太多自由，这是酿成灾难的源头。”

     她的律师发言时，19岁的杨雨涵在镜头前一直用自己长长的直发遮挡面部。杨雨涵被判10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绑架、攻击和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他们在声明中都向受害者表达歉意。地方副检察官凯西·贾维斯说，他曾和受害者长谈过，她表示愿意原谅施暴者。“她很开朗，虽然多次被打击。但她最后还是能够原谅，”贾维斯告诉法官。

     律师宣读声明时，获刑最重的翟云瑶用纸挡在自己的脸前逃避镜头的追踪。她被其他被告指认为施暴行为的元凶，被判13年有期徒刑。罪名是绑架、在两起袭击案中攻击被害人，在其中一起中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她在声明中说，自己并不是坏人，但她意识自己的行径给她带来了世界级的恶名。翟云瑶说道，“父母送我到美国来，是为了让我过更好的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也给了我自由，或许就是给了我太多自由……我开始觉得孤独，感到迷失。我没有告诉父母，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

     为了儿子的案件，被告章鑫磊的父亲和妻子已数次从中国深圳飞到美国，尽管他们不会说英语，也完全不懂庭审过程。章父从小在安徽长大，年轻时到深圳打工，后来做起了制造业的生意。他之前认为把孩子送到美国可以让下一代的起点更上一个台阶，于是通过中介在美国为孩子找好了寄宿家庭——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家庭，每个月费用约1500美元。

     章父说，自己当初决定送孩子出国时，也抱着让他锻炼独立的愿望，“男孩子吃点苦没关系”。但美国学校对学生监管相对宽松、寄宿家庭与留学生缺乏交流等，都是章父之前没有完全料想到的情况。“总的来说，这么小的孩子单独送到国外读书是个大问题。”他和妻子为这桩官司“已经倾家荡产”。章父提醒中国的家长，不要轻易把年幼的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如果他呆在我身边，一定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成都留学生家长：独生子女出国留学，心理落差大

     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凌虐同胞获重刑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不少家长都表示判得有点重。来自成都的李女士的15岁孩子去年到美国旧金山留学，目前正在当地读九年级。对于这起案子，李女士感慨很深。她表示，留学生在国内时是乖孩子、好孩子，到了国外却发生大反转，和个人和社会都有关系。

     她说，对于个人来说，孩子在国内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在家都是全家围着转，去了国外之后，照顾的人少了，自身心理会发生很大逆转；其次，社会的差异也导致了孩子的变化。比如，在国内，孩子们吸烟、打群架、喝酒，我们或许会用“他还是一个孩子”这样的态度对待，最终会原谅，但美国却是重罪。

     最后，她说，在国内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后，过去不少是用“民不告，官不究”这样的态度去处理的，情面上说通了，也就不去追究了，但在美国是走不通的。她说，这件事充分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在传统文化，对待个人尊严方面的差异。

    律师态度：校园暴力犯罪中国处罚太轻

     清华大学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副教授陈实认为，相对而言，在校园暴力虐待案件中，美国对施害者的惩罚要重得多。这与两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有关。美国法律比较重视个人的安全、人身自由、隐私等个人价值方面的东西要多些，关注的层面也要比中国的要细致的多。

     陈实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前段时间发生的“持枪照威胁教授事件”（中国留美学生发持枪照威胁杀教授被开除）。陈实说，很多专家曾分析过，这个留学生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开玩笑，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可能什么处罚都没有，但是在美国，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两个国家法律的差别。制度保护的重点不一样。

     近年来中国校园犯罪越来越多，越来越低龄化，在陈实看来，中国在对待校园暴力犯罪方面的处罚，确实太轻了。这跟中国的法律制定有一定的关系。在《刑法》上，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此属于未成年，在量刑上应当减轻或从轻处罚；其次，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也因未满18周岁，在量刑时应当减轻或从轻处罚。这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对校园暴力的处罚力度。

   美国对校园犯罪零容忍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根据媒体曾做过的一项统计，仅在去年3月至6月间，中国就发生了17起校园侮辱事件。而17起严重侮辱事件中，半数是在教育机构内部解决掉。不是根本没有报警，就是闹到了公安机关后，行政拘留、回校教育等方式解决掉了。对于凶猛的校园暴力事件，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职业生涯中，华裔律师邓洪曾代理过多起校园霸凌案件。他对美国法律惩治校园暴力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校受到不公对待，以后如何公平地对待他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美国家庭对孩子教育比较开放，小孩在校园玩闹甚至是恶作剧，家长也经常说“小孩终归是孩子”，不会太介意。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研究特别是心理学研究显示，学校霸凌事件越来越严重，主要原因是电脑时代来临，孩子们喜欢玩暴力电脑游戏，缺少社交及社交技能训练。

     其间，美国社会更加多元化，一些孩子会对残障、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同学进行嘲笑、甚至暴力相向。由于美国宪法修正案中赋予民众持枪的权利，就出现了学生持枪进校园的现象。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霸凌在美国校园日趋严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达到高峰。当时统计显示，美国每三个学生就有一人受到过欺凌，引发了家长的普遍担忧。

     今天的中国，面临与那时的美国相似的困境，随着城市化扩展，大量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年轻人特别是初高中生很多整天打网游，沉浸在暴力的虚拟世界里。国内校园霸凌问题日渐突出，但社会对校园霸凌的认识还处于和美国八十年代的水平。一旦出现霸凌，要么家长忙于工作不知情，即便知情后也认为“这不算什么，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如果事闹大了，不少家长会亲自出面要么用钱、要么靠关系摆平，法律概念淡薄。

     我要说的是，霸凌事件越演越烈，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在学校受到不公对待，他走向社会后如何公平地对待他人？

   ● 一旦发现校园暴力，学校必须举报、调查

     美国法律不但规定了法庭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责任，也规定了学校对学生行政处罚的权利。美国学校对校园霸凌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一旦学校发现霸凌事件，必须立刻行动，对严重行为可以直接开除。就在留美中国学生霸凌女同学案听证会那一周，加州发生一位学生被霸凌事件，家长发现学校没有报警，他们报警后并向警方指出这点，该校校长因此被开除。

    ●围观也是犯罪，“帮凶”可与杀人者同罪

     美国的法律不会因为你是从犯而降低量刑，相反，伙同参与霸凌的行为也会面临与主犯同样的重罪。因为在犯罪心理学中，当一个人时，胆子没有那么大；两个人，有人胆子就会大起来，因为有人壮胆；三个人就可能无法无天。

     因此，联邦刑事法庭引入了“共谋杀人罪”“(即如果一起去犯案，一人杀人，但所有参与的人都要承担谋杀罪)这一“共犯连带”的罪名不限于谋杀罪，所有参与霸凌事件的人都要承担最严重的罪行。即使你没有参与，但与动手的人定罪相同、判罚相同，因为你在场，起到了帮凶的作用，就应与动手者、杀人者同罪。正是这样的一条法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让暴力犯罪减少。

     综合自《华西都市报》